公共自主有赖于私人自主的制约，私人自主则有赖于公共自主的激发，它们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美国国家能力和政治权力锻造的基本手段。

国务院采取的监管政策主要分为四类：第一类是看得准的基于互联网+和分享经济的新业态，要量身定制监管模式。互联网金融运营的惨痛教训已经提出警醒，在是否规制方面，不能想当然，不能无视风险而让子弹飞。

它们最初以打车软件的形式出现，形成了出租车+互联网业态。如果对不同对象的规制措施在权利义务上有不同程度的配置，就需要论证规制对象本身不是相同的，并在合理区别的基础上进行分类规制。政府仍然需要承担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的职能。[46]当然，是采用事前批准的行政许可，还是采用备案、行政处罚等事后监督方式，抑或是行政检查、信息规制等事中监管方式，乃至采用制定和适用标准等方式进行规制，这需要在目的—手段关系中选定。[8]因此，有关网络安全等互联网法的共同问题，不是互联网＋的特有问题，也不是本文的研究重点。

[31] 2.信息不对称分析 网络出行平台公司不开放数据或选择性开放数据，实际上又形成了第二个规制的理由，即需要对信息不对称、不完全进行矫正。在平台经济的运作下，它还可能在其生态中形成失衡的利益分布。对于这一切反社会主义的分子仍然必须实行专政。

无产阶级专政以及人民民主专政的现代特征便集中在这个强烈的启蒙立法者形象之中。今天如果踢开党委闹民主，会闹出一场什么民主，难道不同样清楚吗？[49]可以说，这种对战争状态的恐惧对1978年以来的政法秩序具有奠基意义，其影响之深远几乎使得专政概念中的历史维度被普遍忽略了。See Carl Schmitt,Dictatorship: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Modern Concept of Sovereignty to the Proletarian Class-Struggle,translated by Michael Hoelzl＆Graham Ward,Polity Press,2014. [7]郑成良：《专政的源流及其与法治国家的关系》，载《交大法学》2014年第4期，第59-70页。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依托于敌人的概念。

[26]参见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载《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2008年20刷），第168页。八二宪法的宪法修正案模式与此不同。

因此，在敌我的框架之中，套嵌着一个内部结构化的人民。作为一个具有丰富历史内涵的概念，同时作为一个继承自列宁主义传统的概念，我国宪法上的专政概念包含自身特定的时间性。但这一扩大趋势并没有立即呈现其理论意义。然而，事实上迎来的却是党内至整个国家政治法律生活之中剧烈的分歧和分裂。

革命暴力在1949年夺取政权之后得到了延续，以便巩固政权，为下一个阶段的历史准备条件。相反，当时的现实历史正在开启新一轮的路线斗争，一轮关于资产阶级是否在社会主义制度内部继续存在的争论。这个共同的新起点似乎蕴涵五四宪法的公民原则和基本权利体系获得伸张的可能性，因为人民的均质化使公民原则不但成为一种政治法律的拟制，更成为政治法律上的基本原则。[41]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上），第132页。

1957年之后的历次运动特别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都表明，问题在于人民的历史性塑造，这在文革中以极端的形式，即灵魂深处闹革命的新人原则中登峰造极。而这种做法，也就冒着遗漏专政概念中特殊的时间性的风险。

邓小平在说明文革的错误时引用了毛泽东的总结，说它错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那么，该种现代的专政所要克服的历史障碍究竟是什么？众所周知，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对巴黎公社的描述，被列宁当作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实例和典范。

后一个方面与不受法律约束之间的联系，虽然在列宁的经典描述中未曾得到具体的说明，但在实践中、包括我国政法实践的历史中，却有激烈而生动的表现。在这个意义上，依照法律并不包含平等适用法律的内涵，因为这些法律仅仅适用于全体公民中事先被区别开来的一部分人。[31]出现这种停滞的理由可能在于依法专政这个新提法的内在困难。因为在敌我框架下，认识能力的问题隐没在根本利益的对立之中。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第51页。[14]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载《列宁选集》（第三卷），第685页。

[7]这个论点不是没有道理，但问题是，既然在专政结束之后开始的是一个专政体制向法治国家转型的时期，那么这个显然既非不受法律约束的暴力的体制、又非已经建成了的法治体制的体制，是个什么样的体制呢？另外，把专政理解为不受法律约束的暴力，这对一般的专政概念来说同样是成立的。如果能够同时阐明专政概念的时间属性和具体结构，那或许我们就能够收获历史时间转化为制度时间的可能性。

所以，把它视为古典专政概念的某种发展，仍然是言之成理的。每年都有大批的农民好学生变为工人，每年都有大批的工人、农民和他们的子弟变为职员和知识分子，每年都有大批的农民、学生、工人和职员变为革命士兵，又有大批的革命士兵变为农民、学生、工人和职员。

论者们似乎都认定，专政理论背后的时间承诺已经变得空洞，不再有效，从而把在列宁主义中历史化了的例外状态（过渡时期），看成是在要求某种独特的权力结构或治理模式，并以此为出发点彼此争执不休。这样就产生了一个政治上阶级上的成熟程度问题。

[32]这里的意思是说，专政概念此时完全可以由宪法上的紧急状态法来吸收掉。[39]据此，我们认为在我国宪法上的专政概念，仍然继承了列宁对专政问题的完整提法，即专政的更为实质的方面，在于特定的权力集中体制，在人民民主这里即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及其具体组织方式。因此，我们看到邓小平在1979年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一方面重复了毛泽东的公式。这个重新界定的历史障碍不但阻断了公民原则和基本权利体系的伸张，甚至根本否定了五四宪法设定的权力体制。

这两个方面，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关于考茨基的直接相关文本，可参见[奥]卡尔•考茨基《无产阶级专政》，载王学东编：《考茨基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是，八二宪法在这个方面继承了这个普遍平等的承诺，而且循着自身的逻辑不断发展，虽然这个过程可以说是小心翼翼的。七五宪法第14条第2款规定：国家依照法律在一定时期内剥夺地主、富农、反动资本家和其他坏分子的政治权利，同时给以生活出路，使他们在劳动中改造成为守法的自食其力的公民。

[35]（3）人民民主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循此逻辑，《共同纲领》第7条规定：对于一般反动分子、封建地主、官僚资本家，在解除其武装、消灭其特殊势力后，仍须在必要时期内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但同时给以生活出路，并强迫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

他把这一错误归纳为全面专政，也就是对人民实行……专政，而这是同无产阶级专政毫无共同之点的。也就是说，如果七五或七八宪法上也有平等原则的问题，那么它们的平等原则—无论是立法平等还是法律适用平等—都被敌我框架限制而局限于人民内部。[33]而专政并不是某个刑法原则被规定在宪法文本中的问题。在我国，专政概念和平等原则首先都是通过人民和敌人的区分来获得规定的。

[20] 概括而言，列宁的专政概念确定了它所要克服的历史障碍就是人民的不成熟状态。[21]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载《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5页。

虽然人民的历史性塑造或者人民的政治成熟问题没有获得直接的回答，但我们的宪法史解释所发现的学习性质的宪法，恰好构成回答这道历史课题的算法。其中不受法律约束的暴力被镶嵌在基本的敌对关系之中，这也是后来将专政解释为对敌专政的根据。

两者之中，前者对应专政概念中的实质方面，属于权力、特别是最高权力的分配或组织形式问题。但即便从法律技术的角度讲，由于对敌斗争服从的是必要性或必然性的要求，采取的是权宜和应变手段，因此它不受法律约束的特点，必须同时要求我们自己一方内部的关系服从于对敌作战的特征。